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首领

据中国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小组，在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８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宣布：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已经达到１２．９５亿，其中汉族人口占到１１．５９亿。另外，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不完全统计，世界上还有约有２７００多万，分布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华人，他们中占绝大多数也是汉族。无论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还是分布在海外各地的汉族，他们都豪迈地自诩为华夏后裔，或者众口一词地称自己是炎（帝）黄（帝）子孙。

炎帝神农氏是汉族人民公认的传说时代部族首领，也是汉族先民世代敬奉的一位至高始祖。自古以来，汉族人民世代崇敬炎帝和另一位始祖黄帝，他们不仅自诩是炎黄子孙，而且还把古代华夏文明起源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

本文依据汉文文献有关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记载，揭示并说明炎帝是一位带领汉族先民，沿着江河拓展农耕的部族首领。而今天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炎帝文化的遗址，则是从特定的角度呈现出，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农耕文化起源上的多元性，及其地域性特点的雏形。至于有的文献记载又称：炎帝和黄帝同为“少典氏”所生，可以视作传说时代以炎帝为首的、不断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与以黄帝为首领的、汉族先民中游牧或半游牧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炎帝传说的记载及其反映的汉族先民历史

汉文古代文献所记的炎帝传说，最早可能出现在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的《左传》。据昭公十七年记载所说：“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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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汉族先民对自己的多元起源，以及民族形成之初业已存在着的，以黄帝为首、以炎帝为首和以太昊为首的，三个主要部族的一种形象化和神话式的表述。同样，这段记载也清晰而朴素地陈述了：以黄帝为首、以炎帝为首和以太昊为首的三大部族，乃是融合成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还可以窥视到，在这三大部族中“以火纪”的炎帝及其部族，应该是开拓和发展农耕生产的农耕者。他们先是借助火的力量，驱逐猛兽、烧掉荒草荆棘，逐步开辟农田。而“以云纪”的黄帝及其部族，则是与蓝天白云相伴，牧畜于草原荒郊，淳化鸟兽的游牧或半游牧者。至于集多种动物形象于一体的“龙”，本来就是汉族先民在沼泽、树林中，与飞禽、走兽接触过程中，凭想象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所以“以龙纪”的太昊和他的部族，应是传说时代兴起并出没于沼泽树林中，与禽兽交往、为伴的，驰骋于中原华夏的英武的狩猎者。

另一部先秦的文献《国语·晋语》，则是这样记述炎帝的：“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从此之后，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与以黄帝为为首的汉族先民之间，便有了一种亲如同胞兄弟般的密切关系。古代华夏的“炎黄”并尊的始祖观念，也就因之开始逐步确立起来了。

需要提出的是，古代华夏视炎帝和黄帝如同胞兄弟的观念，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业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的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古代华夏对居“轩辕之丘”的黄帝率其部族，先是在荒野草原上“迁徙往来无常处”，进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１］的描述，所反映的正是在传说时代，由“随水草迁徙”的游牧经济文化，经过半农半牧，逐步进入定居农耕，从而对古代华夏农耕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以黄帝为首的汉族先民的早期历史写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而从汉文古代文献记述和有些学者的研究来看，汉族先民的早期的农业文化，主要源自于原始时代的采集经济，并且是与狩猎业以及由狩猎发展而来的畜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互相补充的关系。

有的学者还认为，被记载称为之为炎帝和黄帝之“父”的“少典”，其实所反映的正是初具“典籍”、步入文明时代的汉族先民首领。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由少典和有蟜氏所“生”的黄帝、炎帝，实质上已经是两位率领汉族先民，创造和发展农耕文明的父系始祖。汉族先民在自己这两位父系始祖的率领下，努力开创和发展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化，进而迅速地让古代华夏步入农业文明的历史门槛。

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炎帝是沿着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的首领和始祖。

不过，汉族先民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应并非是通常观念所理解的一个人。按《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所指出：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就是说，炎帝应是率领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创造发展农耕文化的，历时五百多年、前后八代首领的指称。

《史记·补三皇本记》也提出，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反映炎帝向南迁移拓展的一个侧面。同时，又指出了八代炎帝之间的承袭：“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厘，厘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２］

关于八代炎帝间的承袭，《帝王世纪》则云：“炎帝……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合五百三十年。”不管有关传说和记载上存在怎样的差异，他们所反映的却都是，炎帝不仅是传说时代率领汉族先民，拓展农耕文化的一位首领和始祖；还应该是汉族先民经过的、为时五百多年的一个社会历史时期。

二、炎帝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者首领

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传说时代是个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也经过了由结网捕鱼、采集狞猎到农耕生产的经济发展。古代文献所载的，汉族先民传说时代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盘古开天地”和“女媧抟黄土造人”、“补天”等传说。如果对这些传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阐述，它反映的正是完整的汉族先民的创世纪历史。

经历了创世纪历史后，汉族先民又经历了“燧人氏”发明用火，进入了“伏牺氏教民佃渔”、“养牺牲以庖厨”和“制嫁娶”、“造书契”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变革时期。大约在炎帝神农氏时，汉族先民终于以自己创造的农耕文化，步入了华夏农耕文明的殿堂。

《史记·补三皇本纪》对汉族先民从采集、渔猎和佃农生产，进入农耕经济的历史，是这样记述的：“女媧氏没，神农氏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为少典妃，感受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这样，由母亲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从采集、渔猎和佃农生产，进入农耕经济的变化就清晰可见了。所以，炎帝既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者的首领，也是汉族先民传说时代开创农耕文化的父系始祖。

１、炎帝神农氏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

传说中的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这反映了炎帝的是以牛为图腾、兴起于姜水流域的汉族先民首领。人身牛首正是他们已经从事牛耕农业的写照。古代文献说的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崩葬长沙”，则应是从事农耕的汉族先民，在炎帝率领下沿着江河流域向东、往南发展，不断开拓农耕文化范围的写照。

姜水，按《水经注·渭水》条所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为姜水。”所以学界大多主张在今岐山之东，是渭水的支流之一。近几年，陕西宝鸡的学者借助当地考古发掘、民间传说和地方民俗，结合对文献记载的研究，提出姜水应是陕西宝鸡的渭水流域。〔３〕不管怎样，古代姜水即今陕西一带的黄河游流域，应该是传说时代以炎帝为首领汉族先民，创造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最早发迹地。

《管子·轻重篇》记载说：“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它所反映的正是，炎帝神农氏率领汉族先民，在适宜耕作的地区种植五谷的情景。而《逸周书·尝麦篇》又说，神农“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这无疑是对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为了发展农耕文化所需，创造发明各种农具的表述。

《周易·系辞下》还有这样的载录，说炎帝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就说明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随着农耕生产的稳定发展，以及农耕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专门设立市场方便人们进行物品交流。市场的产生及其逐步发展，又推动了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开拓和传播。

炎帝还“作弦琴”，发明“神农琴”。这更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汉族先民，农耕文化获得了稳步发展。人们可在农耕之余，创造音乐，以匡正天下。而炎帝神农氏“作蜡祭”的传说，表明当时汉族先民在定居的农耕生产过程中，确立和制定了依照农业物生长规律，农业生产季节，以及有利于农耕者庆贺收获和祭祀神鬼的年节。

炎帝神农氏还“制针灸，作巫方”，“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些世代广为流传的传说，表明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汉族先民，已经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懂得并掌握了相一定的医药和治疗技术，保障着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以推动农耕文化的发展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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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推动了古代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被炎黄子孙推上显赫的始祖之位。

２、炎帝神农氏的拓展了华夏农耕文化

随着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汉族先民的农耕文化不断发展，特别是农耕者对扩大农田的需要，就自然会引起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为寻求新的农耕地区而不断向外拓展。这种拓展可以从古代华夏许多地方，都出现炎帝神农氏的活动遗迹来得到印证。因为这各地的炎帝活动遗迹，正好从特定的历史角度反映了，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率领农耕者，拓展农耕文化的某种痕迹。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炎帝率领汉族先民，沿着江河水域拓展农耕文化的足迹。其中主要的一支就是，从姜水流域沿江河流域向东迁移，他们顺沿着渭水、黄河等大河，“初都陈，后居曲阜”。陈，一般认为大约在今河南淮阳和安徽亳县之间，故而现在的淮阳还留存有神农井遗址。曲阜，则在今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这就反映炎帝神农氏之时，汉族先民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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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则是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汉水进入长江流域，向长江流域等南方地区拓展农耕文化。古代文献还记载了炎帝“崩葬长沙”的传说。长沙，在当时已远至长江以南，秦汉时期所置的长沙郡，辖境包括今湖南和广东、广西北部。这就反映和说明了，传说时代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已经沿着沟通长江和黄河的水系，拓耕到了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区。

三、炎帝和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多元起源

汉族先民一直是以创造独步于时的农耕文化而闻名于世。然而，汉族先民又将自己最早的农耕首领炎帝，与黄帝一起并列为自己的始祖。这就无可置疑地折射出，传说时代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与从游牧或半游牧转入农耕定居的汉族先民，已经成为汉族先民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了。他们互相补充、彼此依辅，经过碰撞、交融，在完成和实现汉族先民农耕化的同时，也融合成了以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传说时代的原始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者首领，是在汉族先民原始民族的形成，以及农耕文化的多元起源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如上所述，炎帝实际上代表的是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炎帝所代表的历史发展时期，既可看作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阶段，又可看作是汉族先民原始社会的重要转折阶段。在炎帝所经历的神农—帝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厘—帝哀—帝榆罔，约八代、五百三十年之后，被黄帝轩辕氏兴而代之。

炎帝时期的大约五百多年间，汉族先民不断拓展农耕文化，他们的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古代华夏传说中，便主要反映为，烈山、共工、四岳、台骀，这四支炎帝后裔的迁移和分布。〔４〕沿着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炎帝后裔，在中原适宜农耕的地区垦殖生息，凭借着稳定发展的农耕文化，在与原来生活于此的游牧、半游牧，或从事其他生产的居民互相交融过程中，完成古代中原华夏的农耕化。同时，也呈现出了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多元起源。

１、炎帝神农氏与古代羌人的关系

炎帝和古代羌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炎帝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这就兴许意味着，炎帝可能出自古代羌人。因为在古代华夏文献中，姜和羌曾是同为一字，《说文》“姜”释有，“神农处姜水，因以为姓，以女，羊声”。“羌”释有，“西戎，羊种也，从羊儿”。

另外，不仅近代学者章炳麟认为：“羌者，姜也。”傅斯年也曾主张：“地望从人为羌，女子从女为姜。”然而，学者们还多注意到，姜姓出自羌人，而非羌人就都是姜姓。所以，出自古代羌人的姜姓炎帝，很可能就是古代羌人中，较早进入农耕生产、并且尚处于女系社会的一支先民。［５］

应该指出，古代羌人并非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羌族。今天的羌族是由古代羌人中的一支发展而来的。羌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古代民族，中国的许多民族都与他们有着渊源关系。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曾认为姜姓炎帝，出自古代羌人中较早进入农耕者，并且成为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

所以，《淮南子·修务训·尝水草》才说，炎帝“乃始教民播五谷”。《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这样也就清楚地说明了，炎帝神农氏与古代羌人之间，是有着民族文化承袭和密切的渊源关系的。

２、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两大部族交融成炎黄部族集团

炎帝与黄帝为首领的两支汉族先民的交融，反映了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农耕者和游牧、半游者的融合。据《帝王世纪》等文献所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母曰附宝”，“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说明以熊为图腾的黄帝，应是出生于荒野草原的游牧者。他率领族人驾轩辕车随水草迁徙，进入中原后，“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列子·黄帝》也记述道：“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鵰、鹰、鳶为旗帜。”同样折射出黄帝是挟游牧者强劲之勇，对已在中原开垦农耕的炎帝，实行进攻性交融并且得志的。

《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指出了炎帝和黄帝兴衰上的先后列序。其实它也折射出，在世代重农的汉族先民心目里，农耕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游牧业对农业的注入和互相补充，极大的激活并推进了农耕经济。

炎帝和黄帝争斗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代华夏对传说时代游牧、半游者注入农耕者的承认，而且还确认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中的农耕者，与以黄帝为首的游牧、半游者之间融合后，所形成的炎黄部族才构成了汉族多源起源的主干，从而共同尊奉炎帝和黄帝为两位至高无上的始祖。

３、炎黄部族集团和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交融成汉族先民主体

蚩尤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又一位声名显赫的始祖。《尚书·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可见，蚩尤是与炎帝和黄帝抗争失败的英雄。所以就有些学者便误认为，蚩尤是与中原华夏争斗失势后，被逐走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其实，蚩尤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还得探究，蚩尤应该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狩猎者的首领。［６］

古代华夏文献说蚩尤，“作五兵”，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崇敬的赫赫战神。据载，汉高祖刘邦还曾“祠黄帝、祭蚩尤”。《汉书·封禅书》也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记载。然而，在古代华夏文献中，蚩尤又被描述为“兽身人语”的形象，例如《述异记》就说蚩尤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不过，通过这些对蚩尤“兽身人语”描述，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衣兽皮、戴兽皮帽”，进行捕猎的狩猎者形象吗？

《逸周书·尝麦篇》记：“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政之卿，名蚩尤。”在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建典中，蚩尤占据“上卿”之位。这段关于汉族先民史前传说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反映传说时代，鉴于兽害对农耕的危害，汉族先民的农耕者对狩猎者的重视。“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冀”。反映的就是传说时代，兽灾和游猎活动对农耕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由农耕和游牧、半游牧融汇而成的农耕文化，终以稳持凝重又融入了游猎文化。

透过文献所载炎帝联合黄帝“执蚩尤”背后，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炎帝，在与从游牧、半游牧进入定居农耕的黄帝，以及由游猎转入农耕的蚩尤，三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融合之后，终于在奠定博大综渊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同时，融合成了汉族先民的族体主干。反过来说，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族体主干，主要包括了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游牧、半游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由狩猎过渡步入的农耕者。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Ｍ］．上海：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司马贞．《补三皇本纪》［Ｍ］．上海：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３〕郭沫若．中国史稿（一）〔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１０９－１１１．

〔４〕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Ｍ〕．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５

〔５〕萧君和，彭年，徐亦亭．中华民族史〔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８１．

〔６〕徐亦亭．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狩猎者首领〔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１）．７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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