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海洲：用中国自己的研究话语阐释问题

专访｜王海洲：用中国自己的研究话语阐释问题

图片丨王海洲

今年的中国电影史年会聚集了许多为电影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这两天，他们针对三十年代电影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利用会议短暂的茶歇时间，我们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教授王海洲老师，希望能够从他口中听到学界的前沿声音。

Q1

从这两天的感受出发，您觉得今年年会与往届有什么不同或特点？

首先是会议组织很充分，学术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好，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很到位。从整个会议的参会人员来讲，中青年的学者主力崛起，在大会上交流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学者，这点非常好。虽然电影史在电影这个很活跃的行业中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且学术氛围强的领域，但是在很多青年学者加入后，也带给这个领域青春的活力。这样长远下去对学科的发展有很好的意义。

Q2

本次年会主题是三十年代电影，这距离现在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久远的时代，中间也经过了很多的变化波折，那我们如今再回望三十年代的电影，您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切入？

今年有一个好的倾向，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话语体系。在今年所有的文章中，用西方的话语来阐释中国问题的比例在逐渐降低。大家在电影史学经典的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据、史料收集，进而对历史事实进行辨析，形成观点。从整体上回到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上，我们在用中国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话语去阐释问题。

本身我们作为电影学的研究者，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改进，今年我们（北京）电影学院，也成立了一个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部。其中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创作上形成中国特色，比如说表述体系。因为中国电影在二三十年代时期，都在欧化和中国古典古装片之间来回摇摆。三十年代刚刚形成了一个中国电影的表述体系，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也有所成熟，结果抗战爆发，不得不中断了。等到战争结束以后的40年代，我们刚有《一江春水》这样经典的电影，但是政治形态又经历了大变革。一个旧的王朝覆灭了，一个新的中华共和国建立，于是我们又开始建设人民电影。等到59年的时候中国电影也有所成熟了，但是到文革，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于是又一次出现断裂。所以就以前的传统来说，它是没有连续性的。也因此，当走出文革后，我们的中国电影先是学欧洲，做艺术电影；到了新的世纪，发现市场的重要性，又开始学习好莱坞。在这一百年中间，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真正地将中国自己的电影继承和发展。

从理论上讲，这二三十年我们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符号学、文化理论，但是却对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关注得少了。因此放到今天来说，世界情况稳定下来了，中国的经济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化的承续性也有了一个合适的氛围，这个时候我们也确实该建立一下我们中国电影自己的一个表述体系。面向世界的同时，回归我们自己艺术传统。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就要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全国各个院校联合起来，一起把中国电影研究做的更有意义、更符合中国国情，才能给中国的电影研究奠定一个新的基础。

Q3

本次大会对三十年代电影有三个标签——艺术追求、文化风貌和家国情怀，您对这三个关键词怎么看？

文化风貌这个很值得研究，重庆在战时做过陪都，一部分文人很看重民国风情，或者觉得民国期间的文化就是我们今天再造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参照方向。虽然从客观来看，民国期间中国的战乱很多，但是在少数中上阶层、精英阶层，文化追求确实能够作为一个表述传承下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中高端文化，还是具有很高的文化气息，或者是情怀性的东西。今天我们在一个快速发展，文化躁动的年代，我们已经远离了沉稳或者是思辨性的时代。

我们现在看三十年代的电影，他展示了三十年代都市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或民国风貌。这些都是我们通过电影能看到的，所以也让我们更辩证的看待民国时期。电影记录了那个时代，然后我们才能在今天认识那个年代，所以这是我们研究电影历史的一个价值所在。

家国情怀是必然的存在，中国文人本身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在三十年代那样一个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民族矛盾、国内社会矛盾都尤其尖锐的情况下，对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其实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些思考就隐藏在电影文本中，像新兴电影、左翼电影，其实他们都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认知和对中国未来的想象。

Q4

您这两天看到这些年轻学者的表现和研究成果，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带给他们？

第一就是不管是做理论还是搞创作，开创精神都非常重要。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电影刚刚成为一个事业，但是怎样去做好中国电影，其实还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所以在三十年代研究电影，就是通过看西方的电影，加上自己的学养和开拓精神，这奠定了三十年代电影的基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习的。

第二是因为艺术在八十年代以来，有反智化倾向，就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心态。通俗讲就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文人的温文尔雅和艺术是不相通的，更多的人会认为艺术家总有反主流倾向，毕竟艺术总是先锋的。这种理解偏差存在了许久。但实际上三十年代很多导演的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所以他们的表述、创作、文化素养，将30年代电影推入了一个高峰。所以总的来说，第一个就是开创精神，第二个就是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Q5

您觉得这两天年会的探讨，对我们高校的建设有怎样的作用？

以前电影研究是一个很小众的研究，虽然各个综合大学，包括一些传媒学院都在做，但是他散落在中国各个地方。每个人的研究都在割裂的状态下。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使得学者们互相知道对方在做什么。通过探讨，对他人的研究进行思考，也对自己的研究思路再确认，这对把研究做深做大，都是有帮助的。在对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有所精进的同时，从而建立自信，把研究坚持做下去，并和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研究团体。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电影史年会，其实是一个学界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分享了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提供的观点和建议，也看到了年轻学者们的无限潜力。回望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史，开创精神和文化素养都很重要，能够用中国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话语阐释问题，同样重要。

指导老师｜秦红雨 邹琰 钟颖 李进

责编｜周瑶 袁玲

采写｜周瑶 陈诗怡

排版｜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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