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璧碎山河铭国耻，岂容竖子轻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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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的，就是找一个支点思考！

曾入选“十大抗战歌曲”的《黄河大合唱》惨遭恶搞。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成了“年终奖，年终奖，我们在嚎叫，我们在嚎叫”；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成了“老板都把内裤当了”。

这首被誉为“民族危亡时刻奏响的时代最强音”的历史之音，在那场用血肉之躯换民族自由战斗之后的七十九年，一路走来，曾几何时就沦落成了“狂魔乱舞”中最为卑微的一角。

一些人认为是艺术再造，是值得肯定的行为，个别专家对此不仅不加以批评，反而大为赞赏。这种黑白不分的价值观对恶搞红色歌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不是文艺创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文艺创作的人至少有着艺术的高尚情操，有着对艺术之神神圣的崇敬，而不是流氓无赖式和智商欠费的轻佻。

这就是赤裸裸的娱乐之死和低俗的恶搞。然而，娱乐有边界，恶搞分对象，不是所有娱乐都该鼓励，更不是所有的元素都可恶搞。正如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所称，“父亲是用血和泪写的这部作品，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严肃的音乐不可以这样来调侃，他们来恶搞，我觉得是忘本。”对曾经穿过侵略者枪林弹雨，带着民族骄傲的歌曲如此恶搞，除了说明这些人已经在灵魂深处忘本，忘记不过三代的耻辱与痛苦，也失去了做一个心智健全人的本分。仿佛看到这些人在层层累累的革命者尸骨上扭捏作笑，腥红的唇，轻佻的腰。

有人一边强烈反对着“邪典”（Cult Film）侵蚀着孩子们的心灵，一边却自己抱着“娱乐至死的鸦片”乐得直不起腰。我们渴望孩子们能够成长为健康、乐观、有正义感的人，却忘记了我们自己也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基本是非观的成年人。有人要求抵制那些低俗的表演，却有人堂而皇之的将低俗搬上了网络和荧屏，谓之“艺术”洗地叫好。2014年4月上海电视台的一款真人秀节目上，面对一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恶搞《黄河大合唱》，高踞在评委席上的宋丹丹说：“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节目，我们真的觉得太需要拿一些严肃的东西来调侃，我们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调侃的，非常好玩。”

是的，好玩就可以把“严肃”调侃成娱乐。

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两个日本軍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玩的“百人斩”被当时日本媒体《东京日日新闻》冠以“好玩”；

1941年11月4日，对常德实施了细菌战攻击，杀死人口约在50000左右。好玩不好玩？

1942年，距常德城南郊10公里的斗姆湖，日军抓到30多名农民运粮。当把粮食运到沅江边装上船之后，日军令其“回去”。当农民们回身走不多远时，日军的机关枪便一顿扫射，全部打死。好玩不好玩？

1943年夏，桃源县九溪，日军到一个村庄抓人，有个农民挣脱逃跑，日军进行围追，把那农民抓回以后，用绳子捆着四肢平放在禾场上，日军便拉着约300公斤重的“打稻”石滚，在那农民身上碾来碾去，碾压得粉身碎骨。好玩不好玩？

1943年冬，常德城西郊农村的项家堰，日军抓到五六十个男女老幼，将他们用绳子串联一起，围着堰湖站着。每个人后面站着一个日军，拉着老百姓背后的绳子。一个日军头目喊口令，日军将自己身前的百姓推下堰湖水中。百姓在水中挣扎几个动作之后，日军头目又喊口令，把下水的人拉上来，让其喘息几口气之后，又将人推下水，让其在水中挣扎几下后，再次将水中之人拉上岸来。如是这样多次，日军发出狰狞大笑以取乐。最后，这60多人都死于堰湖水中。好玩不好玩？

有人能呼天抢地感受“虐杀一只小狗”对心灵的冲击，为什么就感受不到“虐杀一个民族最惨痛记忆”对灵魂蹂躏的重创呢？是先烈的血迹被灯红酒绿冲逝的太快，还是那些娱乐至死的心灵中毒太深？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调侃那些曾为信仰和自由浴血而战的过去，就意味着灵魂上的麻痹和残疾。“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2013年《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长征组歌》被恶搞了，2018年《黄河大合唱》也被恶搞……，是时候给这些娱乐至死的“艺术家”们开一服良药，树一杆旗帜了。

璧碎山河铭国耻，岂容竖子轻佻之？！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1939年首演，1941年被改写成交响乐合唱，为中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的重要作品。歌曲慷慨激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起到鼓舞作用。

文字：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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