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盐：被爱即是灾祸

苏联坦克在苏联

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关于“人”这个词汇，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其中有一句为“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这句话的意思是，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张三之所以把自己看作人类，是因他把叫李四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对张三来说，李四就是以李四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我由此想到，若说人类像商品，那么人类的情爱就像一种奇特的商品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恒古就有，它以一种简单的话语形态而存在，那就是“我爱你”与“你爱我”这两个情爱词汇的相互回应。

当“我爱你”以撕心裂肺的呼唤得到"你爱我”的应答时，交流成功，相爱双方携手到达幸福殿堂。若“我爱你”的呼唤或惨遭拒绝，或泥牛入海，非理性的爱者就无法相信自己不被被爱者所爱的事实。“我”如此迷人，“你”怎么能不爱“我”？“我”之所以向“你”呼唤“我爱你”，那是“我”自信“我”能得到这句“你爱我”。因无法直面惨淡的失恋事实，非理性爱者开始蒙蔽自己，构筑出种种虚幻的情爱乌托邦。而事实上，此时此刻的“我爱你”根本没有交流出去，“我爱你”这个词汇变成了一个面具，它戴在失恋者的情爱乌托邦的面孔上，面孔之下，真实的在者却是“我爱我”。

苏联坦克在捷克

昆德拉是一位深刻洞悉了“我爱你”和“我爱我”之区别的作家。他的小说《不朽》里的女贵族贝蒂娜当属“我爱我”的重度患者。当她故作天真无邪，打着“我爱你”的旗号去爱歌德，骚扰歌德的时候，歌德以智者的聪慧很快的洞悉到这个女人是在“我爱我”。贝蒂娜不知道自己是在“我爱我”，她以为她在爱歌德。当歌德明明白白的拒绝她，她便开始修改歌德与她泛泛之交的书信，增添一些甜言蜜语，以证明歌德爱过她。

拉康说“真正的恶是假装出来的天真无邪的凝视”。在情爱学里，真正的恶是一种借着“我爱你”大行“我爱我”之道对大他者凝视的某一认同。在拉康的心理学中，认同分为想象性认同与符号性认同。想象性认同是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符号性认同则有些结构主义，它注重凝视，它是对某一位置的认同，通俗点说即是“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一些人以爱名人为毕生的事业，因为他们想借着某个不朽的名字，处于不朽的行列（不朽的殿堂亦有结构），而非自身去创造奇迹成就不朽。贝蒂娜就属这样的女人。

在情爱美学里，我爱我（虽然它外在的标语一直是“我爱你”），是一种典型的大他者快感。它是想象性认同与符号性认同的混合体。它满足了“我爱我”者无穷的幻想与欲望，它更满足了“我爱我”者想象中大他者的凝视。它达到了“我爱我”者的目的。它有时候甚至在公众那里造成或羡慕或惊叹或嘲笑的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我”是某某王子的妻子（若戴安娜王妃），某某名人爱过“我”（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某某名人和“我”做过爱（若莱温斯基与克林顿）。

当然，非理性爱者不曾意识到他演绎正是一出“我爱我”的戏剧。事实上，理性之爱与非理性之爱的区别，恰恰是因理性之爱是一种类似于布莱希特戏剧间隔美学的情爱。理性的人懂得审视自我的情爱，分清“我爱你”与“我爱我”的界限，并不把二者混为一谈。理性之爱给被爱者自由、完满与提升，极权主义之爱却篡夺被爱者的头脑、身体与民主。仅此点而言，政治体制中，对民众高呼“我爱你们”的极权主义领袖（若希特勒）与“我爱我”患者在爱中的表现没有本质的区别。

国外避孕套广告《希特勒》喻示了一些世俗之爱的极权本质

昆德拉在一篇随笔里嘲讽的描述过这种暴力性示爱：1968，捷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前苏联认为捷克此举有脱离老大哥领导的危险，于同年8月公然入侵捷克，布拉格街头因此布满了开着坦克的苏联大兵。苏联大兵并不认为他们在武力威胁捷克民众，他们深情地对捷克民众说：“我们爱你们。”这荒谬的一幕，在人类的历史上，似乎并不罕见。从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十字架东征，到前苏联用坦克示爱，以及自诩爱人民的伟大领袖，皆是以爱之名进行的深不可测的示爱方式。

以上的种种，真的是爱吗？我们与其将之称呼为爱，莫如称呼为爱的暴力。要知道，爱与尊严、爱者的基本权利有关，没有尊严、丧失了一切权利的爱无需去爱。爱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情感，而非单方面压榨型的奉献。爱的基座是人之为人的尊严，而非“变得很低很低”、“无论好坏都要爱”，甚至发展为开着坦克进行的武力威胁。爱人，那个所爱者亦需爱你，且能尊重你爱的底线；爱家，那个家亦应该给你可以休憩的家园感，而非令人精神疲惫；爱国，这个国家必须赋予你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无论私人领域里的爱情，还是公共领域的爱国，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吸血的爱的跳蚤。此类成群结队的情感敲诈式的爱恋，恰如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诗歌所描所写：

跳蚤、朋友、恋人，

凡是爱我们的，都是很残酷的！

吾人之血悉为彼等所吮吸了。

啊啊！被爱即是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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