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宋运萍“下线”，观众为何不舍？

正在热播的《大江大河》的最新剧情中，宋运萍因意外不幸死去，一尸两命。互联网上一片哀嚎。网友纷纷表示，“今天萍萍下线了，心痛到无法呼吸！”“观众做错了什么要这样对我们？”“集体给编剧寄刀片吧！”

《大江大河》剧照，宋运萍因意外不幸死去。图源网络

在《大江大河》里，童谣饰演的宋运萍深受观众喜爱。宋运萍其实就是中国文艺作品中最经典的“姐姐”形象：她善良，当姐弟俩都在高考中达到分数线，却因为家庭成分只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她毫不犹豫把机会给了弟弟，并请求暂时不要把自己放弃上大学的事告诉弟弟；她爱护弟弟，她卖掉自己的长辫，只为给弟弟买一件崭新的衬衫；弟弟上大学后，她独自一人照顾家庭、独当一面；她通情达理，嫁给雷东宝后遭到婆婆的各种刁难和污蔑，她都扛了下来；她勤俭持家、任劳任怨，要喂兔子、做饭、送饭还要上课……

可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她怀上了宝宝，雷东宝从调查中平安归来，父亲平反了，弟弟毕业找到不错的工作，一家人正憧憬着美好生活的到来，她却意外走了，观众情绪上自然难以接受。

《大江大河》剧照，图为宋运萍和雷东宝。图源网络

但好人没有善终的情节设置，似乎在最近的影视中频繁出现。比如《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何润东饰演的吴聘，对周莹的360°无死角的好，堪称暖男之典范，却早早领了盒饭；《延禧攻略》中秦岚饰演的富察皇后，温婉娴淑恭谨，就连发脾气的时候，都温柔得不行，却在绝望中自尽。

《延禧攻略》中的“白月光”——富察皇后。图源网络

在近几年的热播剧中，这似乎已经成了“标配”：比如《战长沙》中的姐夫、小满崽子；《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北平无战事》中崔中石；《伪装者》中的明镜、于曼丽；《琅琊榜2》中的萧平章……观众不免对编剧产生不满：编剧是对好人有仇吗？

观众对人物的不舍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这却不见得是编剧的错，恰恰相反，有时反倒是因为编剧高明。一方面，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态，死亡也是戏剧中最常见的情节一种。但很多时候，剧中人物的死亡并不会给观众带来太大的触动，根本还在于编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成功，人物的猝然离去就难以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一旦编剧将人物塑造得圆满、立体，能够让观众有共情，观众就会在人物身上投射真实的情感，人物的离去便会对观众心理产生遽然的冲击。

像《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萍，其实她的早逝结局在原著小说中就给定了。小说中宋运萍仅出现在全书大概前5%的篇幅，虽然剧集和小说的人物形象大体一致，但相较而言，剧集对宋运萍的呈现更动人。比如小说中，宋运萍将唯一的大学名额给弟弟就一句话，但剧集中，它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呈现宋运萍不舍、不甘又心甘情愿、欣慰的复杂情绪，让角色的善良、敏感戳中人心。

《大江大河》剧照，图为宋运萍和宋运辉。图源网络

另一方面，虽然观众大声嚷嚷要给编剧寄刀片，但从审美体验而言，死亡有时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审美快感。它有点类似于古希腊悲剧给观众带来的崇高感。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这样论述：人物的悲惨命运使人恐惧，继而观众用怜悯来缓和恐惧，最后悲剧人物的神性火花让人肃然起敬；悲剧快感与其他快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崇高可以让人体验生命力的更高水平。

很显然，像宋运萍这样的好人的死去，是一场悲剧，它会激起观众对命运无常的恐惧，那是个体在命运面前渺小的恐惧。但不仅仅是这样，好人的悲剧还会激起观众的怜悯，我们无法接受、理解，所以抗拒这样的结局，于是就像布拉德雷在《论崇高》里指出的，“那崇高的产物无可阻挡地进入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使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也扩大或升高到和它一样的广大。于是我们打破自己平日的局限，飞向崇高的事物，并在理想中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分享着它的伟大”。悲剧的怜悯，会唤起观众积极努力去克服困难的冲动，它不是让我们沉沦心碎，而是给我们一种崇高的力量（哪怕它是短暂的），洗涤灵魂，并与不公的命运斗争。

当然，死亡不是编剧的“三板斧”，它也不能滥用，任何一种情节设定的走向都应该符合整个剧情的逻辑和基调。就《大江大河》而言，宋运萍的“下线”虽让人心痛，但从戏剧效果来说，它是成功的。社交网络上引起的高话题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假若观众能够对悲剧人物身上的“神性火花”产生价值认同，并从悲剧中获得崇高体验，那我们就会是“理想观众”。

□曾于里（剧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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